来自云南中甸的报告

有人说，如果太阳是宇宙的花朵，一朵花也是一个小小的太阳，给你带来美丽、吉祥与祝福。每逢节庆，人们以花寄意、传情，一朵玫瑰，一个花篮，足可将种种祝福尽悉包容其中。

1998年5月，正在喜庆百年华诞的北京大学收到一份厚礼，一束来自远方的花——整整十万支、分属几十个品种的盛开的郁金香。5月4日清晨，从世界各地前来为北大祝福的人们，进校门头一眼看到的，便是一盆盆、一支支娇艳欲滴的郁金香，红、黄、白、蓝，花呈七彩，犹如夏日长虹，花若酒盅，斟满浓浓情意。从校门到百年校庆倒计时牌下，从未名湖边到校长楼前，整个北大校园被郁金香照得一派明艳。北大，成了一片花海。

十万支郁金香从何而来？细看，见巨大的郁金香花篮下，一块块红底白字标牌上写着：

“云南中甸各族人民庆贺北大百年校庆！”

“欢迎您到迪庆来！”

“欢迎您到中甸来！”

于是，遥远的中甸，草创不久的云南格桑花卉公司，就在那一天，被推到了北大，推到了整个中国和全世界面前。

5月5日下午，北京大学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陈秋生，以及中共迪庆州委常委、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云南格桑花卉公司总经理熊灿坤等共聚一堂，就北大与中甸、与云南格桑花卉公司在生物高科技合作、联手开发新产品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磋商。一个崭新的构想，出现在他们眼前……

那天坐在会议室里，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思绪如潮——

北大，是他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1966年他刚上小学，就因任中甸县工委副书记的父亲被迫害致死，沦落成了放牛娃，从此小小年纪，跑遍了中甸几乎所有的高山牧场。一次，一头牛不慎跑失，一个领导竟拿枪对着他喊叫：不把牛给我找回来，我就毙了你！风雪茫茫，齐扎拉出发了，独自一人，开始了冰天雪地中的艰难寻觅，没吃没住，随时都可能葬身风雪，死于饥饿。两个月后，他终于找回了那头跑失的牦牛……说起往事，齐扎拉哽咽难言。那时他太小，不懂人为什么宁可珍惜一头牛，也不爱护一个孩子？后来他才明白，那都是因为穷。而父亲和老师都告诉过他，要改变藏区穷困面貌，就要读书，就要有知识。于是，在牛场上，他燃点杜鹃花根、冷杉树根照明，省下不多的酥油、奶渣到处换书读。就这样，一个放牛娃，竟在牧场上自修了全部中、小学课程，工作后又学完了大学课程。现在，他已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而此生他最遗憾的，是从没上过正规大学。可此刻他梦想的，不再是一己之私。百年前北大建校时，中甸还处在奴隶制的黑暗之中。如今他要让人们知道，中甸再不是遥远、落后与封闭的同义语，而是一个繁荣、昌盛、有着现代文明的藏区；他要让家乡与北大携手，把先进的生物高科技引入中甸。

从1997年8月中科院院士洪德元先生与其助手顾宏雅到中甸考察，建议中甸与北大合作，把中甸办成亚洲最大的根茎花卉基地起，齐扎拉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个美丽的梦——向北大百年校庆献花。他知道中甸还穷，不让别人来扶贫，反倒花巨资向北大“送礼”，会不会被人讥笑？但他记得，迪庆州委书记格桑顿珠有句名言：“知名度就是生产力”。于是他豁然开朗，决心下定。经四处奔波，多方联系，终于在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圆了那个梦。

然而，那只是齐扎拉和他的同事们心中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对一个藏族汉子而言，思考正是其成长的工具，对上天赐给他的一切，他都存着开放的心。智慧，就在那种思考中应运而生。齐扎拉是中甸末代土司的后裔，更是农牧民的儿子，一头略微卷曲的黑发，掩不住他脸上的和善、智慧与刚毅。尽管每个日子都被工作填满，但他从未间断熬更守夜的思考与写作。几年来，他相继出版了两部著作，研究宗教文化的《康藏名寺噶丹松赞林寺》，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的《中国藏区县域经济探索》；两本书就像两只翅膀，显示了他要为中甸藏区的发展插上经济与文化“双飞翼”的深邃思考：藏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而“区域优势的整体性，正是友邻县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滇、川、藏结合部的经济技术协作，是整个区域共同脱贫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几年前我初访中甸，曾听说他带着礼物去与邻近藏区拉关系，结果吃了闭门羹的事。往事重提，齐扎拉说那倒并非纯属编排。原来，由于历史原因，中甸与邻近县区群众间为争夺山林、牧场与水源，曾不时发生争执、斗殴，打一次“仗”，不仅善后工作要花数十万元，还严重影响地区的安定团结。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齐扎拉与县委、县政府等几位主要负责人一起，带着诚意，带着礼物，主动到邻近县区登门求教，征求意见，共商发展大计。有的地方，人家闭门不见。他们就自己找地方住下来，一次次地登门拜访。诚意总会感动人，何况还都是党的干部？大家坐下来，过去的让它过去，只谈未来，只谈发展。就这样，猜忌、争执与戒斗，像千年冰雪一样融化了。邻近藏区县由中甸县发起，在中甸召开了首届“滇、川、藏区域经济协作年会”，以后轮流在各地召开；逢年过节互相拜访，气氛一年比一年好。齐扎拉说，一个地区也像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和平宁静的周边环境，周边关系搞好了，稳定了，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放手发展了。何况，在当今时代，一个地区要孤立地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位于云南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腹地的中甸，在藏传佛教经典中有“心中的日月”之称，古来就是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是南通西双版纳、昆明、大理与丽江及整个内地，西连西藏、印度、西亚的商贸古城，世世代代的经济交往，使它成了姿彩各具的藏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亚、印度、东南亚等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解放前的中甸，处在农奴制晚期，社会动荡，民生凋蔽。解放后，中甸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段时间里，中甸仍一片沉寂。恰如有人所说，中甸风景美则美矣，却只可“远眺”，若近观，贫穷之状不免让人感叹唏嘘。改革开放以来，中甸和全国一样，迎来了新发展的曙光。但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甸，绝非一蹴而就。直到90年代初，中甸在全国藏区县中的排名仅为第20名。如何把一个基础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严重滞后的旧藏区，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新藏区？中甸县一班人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任务。经综合定性分析后他们认定：中甸地域辽阔，是云南128个县中面积最大的县；资源富集，其林业资源、畜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在云南全省都处于领先水平；但它地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又是个农业县，贫困县，农业占全县经济的82％，14万人口中还有4万人尚未脱贫。但以藏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是富于创造力的，又赶上了改革开放、讲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好时代。经分析研究，全县最初提出了“35918”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抓好农业、基础产业和科技教育三个基础，抓好富民富县的林业、矿业、森工、旅游、畜牧等五大支柱产业，建立九大基地，实施18项重点工程。县五套班子分工合作，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分头抓矿业、旅游业、林业、畜牧业和生物资源开发，减少层次，各司其责，把党中央和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正落到了实处。经多年努力，1992年到1997年，中甸全县国民经济总值年均递增19．2％，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7％，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3％，地方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6．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3．7％，人均有粮达548公斤；其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已进入藏区县前五名，成为康巴藏区县的第一强。

一向以“团结奋进，艰苦创业，自加压力，誓争一流”自励的中甸县一班人并没因此而满足。尽管地处偏远，至今还在一幢破楼里办公，坐在旧沙发上开会，他们却心怀天下，目光直盯21世纪，提出要在2005年前再上一个台阶，把中甸建成全国藏区县域经济第一强。

与北大领导座谈那天，格桑花卉公司总经理熊灿坤想到的，同样不止是十万支郁金香。

迪庆藏胞爱花，世代生活在花的海洋——整个迪庆，植物群落的多样性令人惊叹，仅初步调查确认的野生园艺观赏植物，就多达1578种。藏胞把最喜爱的花统统叫做“格桑花”。而藏语里的“格桑”，有缘份、花信子之意。依照藏传佛教教义，爱花、种花的人，转世轮回时会有姣好的容貌与善良的心灵。如此，云南格桑花卉有限责任公司在创业之初取名“格桑”，就大有深意了。

1995年，已在中甸农业局工作20多年的副局长熊灿坤等人，在经过引进试种，确认中甸完全适合种植郁金香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与荷兰合作，在中甸创建现代化的高山观赏花卉高科技产业。由于历史与气候原因，中甸的传统农业，与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可比性，耕作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力低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牧民的积极性被大大激发，但传统的农业生产如不依靠科技，很难再有大的作为。而他们想创办的花卉公司，将给中甸带来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果成功，将证明中甸并非无所作为。计划一提出，便得到了迪庆州和中甸县领导的热情支持。中甸县人大决定，在县城附近为格桑花卉公司无偿划拨400亩土地，作为基地。1995年6月3日，一个崭新的花卉高科技产业——云南格桑花卉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公司急需技术人才，熊灿坤欲从县科委、农业局“挖”来两名干将——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方震东和本科毕业生张灿明，并委以重任。迪庆州州长康仲民闻知，打破常规，亲自促成此事。为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几经努力，公司为两位大学生各分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并配置了工作用汽车。在中甸，此举不啻是爆炸性新闻。有人悄悄把两个大学生叫“老外”，把他们的孩子叫做“小老外”。起初，熊灿坤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人们是在讥讽他像对待老外那样对待两个大学生。他淡淡一笑——1993年头一次从荷兰邮购20个郁金香种球，每个价值70元。花种可以引进，人才就不能引进？他认定，只要有真才实学，中国人照样该享受老外的待遇！

现在，格桑花卉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种球花卉基地。今年7月，荷兰最具权威的花卉公司，种球花卉产量占全荷兰70％的荷兰CNB集团总裁克拉克曼先生，专程到格桑花卉公司考察时，称中甸种球花卉的种植成绩非常可观，堪称荷兰以外最大规模的种球花卉基地。据专家测定，中甸培植的郁金香花种球，茎杆强度高，抗倒伏，由于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地下水充分，育出的花色彩更鲜艳。三年来，“格桑”的郁金香种球已销到广东、昆明、吉林、黑龙江、成都等地，一直供不应求。香港10多家客户已与他们建立联系；日本花卉协会一行20多人到中甸考察，迫切希望加快合作步伐。仅日本爱丽丝花卉公司一家，就需要3—5个集装箱的数量。“格桑”公司面临着新的压力，也是新的机遇。如今，按国际一流水平设计建造的基地综合库即将落成。一个“公司加农户”的花卉种植计划，也已开始实施。去年，他们发动并指导藏族农户试种郁金香种球30亩取得成功，农户每种一亩郁金香花种球，可带来3000元的收益，今年将推广到150亩。郁金香，正在成为中甸农户的财神。

此次为向北大百年校庆表达心意，格桑公司尽管此前曾在深圳、上海等地举办过郁金香花展，仍很早就开始准备，多次到北大考察。为让郁金香如期开放，他们于4月30日起程，将十万株花苗从昆明空运北京，又连夜转运北大，建起了50多个加温棚，以保证花期。熊灿坤清楚，十万支郁金香就是十万个“花信子”，它昭示的，不仅是中甸高山花卉的明艳灿烂，也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中甸各族人民把中甸建设成藏区第一强的美好憧憬。

现在，我们该讲讲另一个与“格桑”相关的故事了。

差不多与格桑花卉公司创业的同时，齐扎拉偶然听说，祖籍中甸的美籍藏胞格桑扎西先生，在拉萨做生意做得不错。而格桑扎西先生的外祖父马铸才先生，是一位民族爱国人士，50年代中期离国前曾为中甸做过许多好事。齐扎拉与县长邓良才一合计，决定请格桑先生在中甸的亲戚出面，请他于春节期间回中甸观光旅游，商讨参予家乡经济建设事宜。格桑先生的表弟于是飞往成都，专程迎接格桑先生。

毕业于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研究院、专攻人类文化学的格桑先生，原打算那年夏天才回来看看，也只是看看，接信后他就坐不住了。回中甸第一天，双方就草签了一个合同，决定在中甸合作兴建藏式的“建塘饭店”——他说，尽管此前他从没经营过旅馆业，但为家乡办事，不能拖；作为中甸人，从小母亲给他唱的那首歌——“建塘是个美丽的地方”，他至今难忘。他说，尽管他人入了美国籍，但他的根在中甸——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根是重要的，在美国，很多人至今也在寻找自己的根。谈起那段经历，他说，他没想到邓良才县长那天会带他去看中甸名寺大宝寺。掩映于密林中的大宝寺，苍苔深深，历经数百年风雨，至今保存完好，让他大为震惊。当时他就觉得，像齐书记、邓县长那样的共产党员，如此重视宗教，重视古老的民族文化，这让他非常感动。

其实，格桑先生当时所见尚属一斑。日后，他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中甸落实之好，僧俗群众意愿之得到尊重，更是存念于心。康藏名寺松赞林寺“文革”中惨遭破坏，墙垣颓屺，殿堂毁损，僧人四散。近20年来，政府连年投巨资让松赞林寺再展辉煌，就在最近，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还亲自批准拨款500万元，以修缮主殿。对宗教文化中的合理部分，中甸还注意深层发掘，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松赞林寺布主活佛，在被遣散回乡20年后，经县里安排，终于1981年重归佛门。说及此，他双手合十，连声道，本人幸甚，松赞林寺幸甚，佛门幸甚。如今松赞林寺香火连绵，佛事频仍，500多僧人遵纪守法，一面潜心修练，弘扬佛法，一面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参与旅游接待工作。他说，多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得好，中甸才能有这样兴旺的景象。

——如今，投资千万元的建塘饭店早已建成营业，生意兴隆；格桑先生特意把他的孟加拉朋友、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乌达娜女士请来，协助他管理建塘饭店，并逐步开展国外盛行的徒步旅游。饭店的二期工程正在蕴酿之中，按照格桑先生的设想，那应是一批地地道道的中甸风格的藏房，他要把它办成一个藏族文化中心——他一直热心于弘扬藏民族文化。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为发财才回中甸投资的，他既是为了自己的成功，更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甸，了解藏民族，将藏文化的精华保存下来，传之久远而来的。

齐扎拉和他的同事们，何尝又只是为了格桑先生的那笔投资，才请他回来呢？经济开发当然不容忽视，但一位全家于50年代中期出国定居的藏胞，能回家乡来，亲眼看看改革开放后的新景象，意义无疑更为深远。事实上，不管对内对外，如今的建塘饭店，都是迪庆的一个风光诱人的窗口——于是，我又想起了迪庆的太阳，迪庆的花。格桑花卉公司经营的是花，格桑先生和建塘饭店，不也是一支花吗？它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中绽放，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得更加艳丽，璀灿。

中甸县城区不大，小公共汽车、出租车却不少，服务有序，价格公道。不知情者，或以为那都属县里的公交企业，一问，错了，那都是私人投资。原来，随着中甸旅游的发展，公交事业提上了议事日程。照老办法，政府须拿出大笔资金，购置车辆，成立公交运输实体和管理机构。而中甸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从1950年到1978年的几十年间，就像农村曾几次出现“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超阶段发展一样，城镇也数度出现过小集体转大集体、大集体转国营的所有制升级，结果大多效益不佳，亏损严重，政府为此背上了沉重包袱。于是，他们鼓励私人参与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政府只制订运营规范，加强管理。如今，小小的中甸县城，各种类型的出租车发展到了数百辆，既方便了游人，也为政府增加了一笔税收。

这并非权宜之计。遍布中甸的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正是开放在中甸的又一束鲜花。

齐扎拉在《中国藏区县域经济探索》一书中论及产业结构问题时早就提出，“要形成有效、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建立与中甸县生产力发展实际相适应的产业组织”；还特别提出了“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论点。到1998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有一个大的突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成效。近几年，中甸经济以每年增长20—30％的高速度实现跨越式发展，却没新办一个国有企业。原有国有企业经过调整、改造或产权转让，走上了新生之路。原县商业局改为股份合作企业，产品曾获得国际酒类金爵奖的中甸县青稞酒厂、中甸电冶厂等一批国有企业，也在经过改组后走向了市场。

对此，齐扎拉有说法矣：改革开放之初，一些藏胞靠多种经营赚了点钱，由于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觉得这就够了，一些人把钱花在喝酒、盖房上……齐扎拉急了：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让分散的资本经过最初的积累，走向产业化呢？一定要对先富起来的群众加以引导，培养一批少数民族企业家，才能推动全县经济的更大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扎拉提出，“发展民营经济就是中甸最大的政治”，并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赞同。县里采取具体措施，从政治待遇、经济扶持等各方面，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围绕县里提出的支柱产业，既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全县产业结构调整，又让公有制经济向新培植的支柱产业集中，让新的支柱产业在发展中吸纳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互补互促，使全县产业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从1994年到1997年，全县有60％以上的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参与了县里确定的支柱产业的发展，涌现出了和占兴等一批资产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旅游餐饮大户，以罗天相、秦成栋为代表的矿业开发大户，以马志铭为代表的城市公共运输大户。政府投资400万元的中甸松茸交易市场，据日本等国家资料显示，已成为世界上松茸交易量最大的市场，每年创税达600万元以上。今年，中甸县工商联正式成立，中甸成了藏区第一个成立工商联的县。

从中甸县城去著名的碧塔海自然保护区的公路边，有一个叫“下给”的地方，远远可见一排新建的藏式木楼。那就是民营企业家旺敦正在新建的下给温泉度假村。35岁的旺敦，跟他的名字一样，长得敦厚壮实，却有一副企业家的头脑。以前他砍过树，修过公路，积攒了一笔资金。中甸县领导根据全县下一步将重点开发旅游业的总思路，建议他在下给温泉投资兴办旅游设施，并从各方面为他出主意，想办法。现在，旺敦已在此项目中投资近千万元，下给温泉度假村已初具雏形，拟定在’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正式开业。

1997年，县里为一些民营企业税利大户披红挂彩，放鞭炮，给予重奖。1996年，县里全县税收最高的民营企业金桥饭店，奖励现金11万元，1997年又奖给金旋风牌汽车一辆。对税收达到相应指标的民营企业，也给予了奖励。那几天，中甸县城不时传来锣鼓声和鞭炮声。民营企业家从中看到的，是政府的真心实意和说话算话。1998年，云南省召开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大会，表彰非公有制企业，中甸受奖者进入全省前十位。私营餐饮企业主、中甸永生饭店总经理、迪庆州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和占兴，最近被选为云南省工商联执行委员，云南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正为饭店扩建工程忙碌的和占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穷得连帽子都戴不起，没有政府的支持，光靠我自己，哪有今天？说实话，省里现在制订的政策，县里早就制订了。我敢这样说：选我当省里的副会长，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承认，更是对中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路的肯定。

如今的中甸，百花盛开，有一种花却不容易看见，那就是心灵之花——改革开放二十年，中甸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甸人爱花、种花，但真要把花卉作为产业开发，当初一些干部却不理解，说藏族祖祖辈辈只种青稞，种那么多花干什么？连猪都不吃！话只几句，却让齐扎拉一惊：我们的干部，观念太陈旧了，要让中甸成为藏区第一强，不换换脑子怎么行？与几位负责人一商量，在组织干部学习党中央部署的同时，又组织干部到内地参观学习，去附近的县，去昆明，去昆明附近花卉产业开发较早的呈贡参观学习，随后在昆明就地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讨论的问题很简单：别人的经验在哪里？自己的差距在哪里？回去怎么办？会议开始，齐扎拉代表县委讲话，请大家换个角度，把自己当作外地人，帮中甸出主意、想办法。角度一变，看问题的方法就不同了，眼界也开了，原来想不通的事，就容易想通了。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当初，为了让全县干部拧成一股劲，实现把中甸建成藏区十强的目标，县里曾组织半数以上的县委委员，到国内各个藏区去，找优势，也找差距。畜牧业，中甸在云南有优势，与别的藏区如西藏、青海相比，则几无优势可言；但中旬在旅游、生物资源开发等方面，却优势明显。县里提出把旅游业作为全县支柱产业后，一方面一些同志对旅游开发前景有疑虑，一方面观念陈旧，旅游设施和服务质量都上不去。县里便组织相关人员和乡、村级干部到泰国，组织县级干部到芬兰、瑞典和荷兰，考察、学习人家的旅游开发、城市建设和花卉行业。通过这些参观考察，干部们既增强了紧迫感，又增强了自信心。齐扎拉事后说，开始也有人说那是游山玩水，但你能指望一个从没见过牦牛的人会打酥油吗？搞旅游和花卉产业，中甸既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让干部了解当今世界旅游业、花卉业的最高水平，发乎其“上”，至少也会得乎其“中”吧。

事实再一次证明，思想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近些年来，中甸“思贤若渴”，既注意发现、任用本地干部，又善于“借用”外地人才为我所用。1996年，为适应全县工作的新变化，县里坚决把懂政策、善思考、有干劲的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一次调整干部120余名，新干部一周内全部到位，对老同志也作了妥善安置。现在，全县乡、镇一级干部，平均年龄仅30岁，尼西乡乡长孙红军，今年才20多岁。主管全县外事、旅游的副县长孙炯，大学毕业后在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旅行社工作，原是全国优秀导游，正是他，最早向迪庆、中甸提出了开发迪庆旅游资源的构想，得到省、州、县的支持，成了迪庆旅游资源开发的先导。为发展中甸旅游事业，中甸多次向云南省委组织部、云南省旅游局等单位提出，希望孙炯到中甸工作。1997年8月，孙炯放弃了出国工作的优厚条件，欣然到中甸挂职。一年来，在州、县领导与同志们的帮助与支持下，孙炯以旅游专业人士的眼光，尽心尽力，为发展中甸旅游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他说，中甸干部热情、豪爽，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学到很多东西。

目前，中甸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旅游业飞速发展。1998年1—9月，国内外游客达50余万人，预计全年将突破70万。机遇已紧紧掌握在他们手中。随着国家和云南省对迪庆旅游逐步增大投入，中共迪庆州委书记盛云富再次强调，要“保护林业，发展旅游业”，为此，中甸正实施一系列旅游工程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工程，环保工程，文化工程，行为工程——那既是开发中甸旅游的需要，更是把中甸建设成美丽富饶的新藏区的需要。迪庆机场将于’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前交付使用，碧塔海、白水台、松赞林寺等景点旅游设施改造正加紧进行。为培养更多旅游人才，县里正筹备开办旅游学校、人才培训学校。就连松赞林寺的年轻喇嘛，也参加了县里的导游培训班，学英语，学文化。到2000年，中甸的交通、通讯与文化设施将进一步改善。一个崭新的中甸将指日可待。

一位藏胞告诉我，在一个藏族人看来，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一种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甸时，中甸人也在阔步奔向世界。1998年春节，中甸县尼克村的20多个藏族妇女自费组团前往北京旅游。过去她们连几十公里外的小中甸都没过去，这次却把“锅庄”跳到了天安门广场——长袖轻甩，歌声悠扬，围观者众。天安门广场是神圣的，就如她们心中的神山、圣湖与太阳，她们知道，天安门广场一般不许随便跳舞。但她们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情不自禁地，便跳起了欢快的“锅庄”。围观者越来越多，他们问，你们从哪里来？回答是自豪的：我们来自云南！来自中甸！欢迎你们去做客！说罢再舞、再唱，就像广场上盛开的鲜花——那是来自藏区的鲜艳的民族之花，也是闪耀着太阳光彩的时代之花。